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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是为自己准备的时代

来源:beifeifei 作者:烟雾缭绕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4-09-03
摘要:孙仲旭给自己的译作建了个豆列,在《塞林格传》的条目下注了一句:“我出的第一本译作,现在很不满意,建议不要读。” 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——虽然理性得承认,人没有明确的君子小人之分,但把两个主语对调一下,看上去似乎还是更顺眼一点,就像“卑鄙是

孙仲旭给自己的译作建了个豆列,在《塞林格传》的条目下注了一句:“我出的第一本译作,现在很不满意,建议不要读。”

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——虽然理性得承认,人没有明确的君子小人之分,但把两个主语对调一下,看上去似乎还是更顺眼一点,就像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那么顺眼。在自己的译作下面,以既不卖萌,也不虚夸的口气写下这句话的,想来,或许,一定,是一位君子。

真可怕,就是这么一句话,现在都不容易说了,多说一个词,就会多出一种解读,多一个人看到,就会多一条让你意想不到的评语。我们脑中植入了一个新常识,叫做“认真你就输了”,它被用来减压,化解抑郁,但也给卑鄙者的肆行无忌铺平了道路,如同免费的咖啡会引来一群钉子食客,反正没人计较。可是,认真的人却在乎每一句话,受着它的力量。空中飘过的羽毛变成利剑,印成铅字的书有如墓碑。

我不想谬托知己。孙仲旭很多年前,把他翻译的《奥威尔传》寄给我,我看完了,告诉他这个传记作者似乎一般。最重要的是,当时的我觉得奥威尔很一般,他的两大反乌托邦小说我都不喜欢,觉得刻意而夸张。J.D.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在我眼里名不符实的经典小说。而这两位作家,却是孙仲旭的起点。一个以余暇从事翻译的译者,应该是从他最熟悉和心爱的作者起步的。

但我也不想故作矜持。

前段时间读《少年Pi》的作者扬·马特尔的一本书,其中谈到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的英译本。马特尔给了几句点评:“(译者)斯蒂芬·米切尔拾起一片片残破的土简,将它们一一拼起,又熟练地填补一道道妨碍阅读的裂纹。我们屏住呼吸,穿越五千年来到幼发拉底河畔,而一路上旅行向导则不露自我,隐没其间。我们看不出米切尔身上的任何痕迹;事实上,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了解他。”

只有水准相当、胸怀相当的作者,才会给予译者这样掏心掏肺的评论,而这样的匹配,普天之下,以一生之长,又能遇到几次?

这是认真的人所期待的,是君子所期待的。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,仅仅在乎领到大额版税后宣泄得志的一刻。最高的成功在于无痕地隐没于原文之中,不露个性,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居于原作者之下的一个注脚——诚心做翻译,就会领会并追求这一点,你都无法有意回避大词,拒绝承认这是自我牺牲。你做着以不显山露水为最高境界的事,期待着一个扬·马特尔式的读者……你不妨做半分钟小人,好好考虑下这里的利害。

后来我知道该如何欣赏奥威尔,他的文字里有灼痛,他所描写的恐怖世界为他本人所深深恐惧。孙仲旭喜欢他的哪一点呢?我想不太会是政治寓言本身,毋宁说,是喜欢他的冷峻、清晰、赤诚的风格。他翻译过的大散文家E.B.怀特,有一本合著的《文学写作导引》,其中说到“决定文体风格的终极因素是作者的为人,而非他的知识”。

译者因认真而脆弱,因想到“为人”并且把它放在心上,而变得心事重重。他会想,我的文字不仅要真实折射原作者的为人,同时还要负载我自己的为人,这些都要被读者看到。正如某个心理学理论所证实的,人怎样看别人,也会理所应当地觉得,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和角度看自己;因此,他从来不会去翻译那些作品中见不到“为人”的作者,因为他必须把自己化入那里面,像鲸腹里的约拿一样顺流而下。

他翻译了一本又一本,有时重印,单一译本变成双语对照,从不事宣传。他翻译伍迪·艾伦的书,我和许多人都有同感,觉得他挑战的是一种自己有些驾驭不了的风格,以及那后边的为人,可他又接着翻译《小人物日记》以及詹姆斯·瑟伯之类形形色色的诙谐作品,让我缄口塞言,觉得必须戒慎地对待这个人的热忱。

但他只能打动那些早晚会被打动的人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恶毒之处:它迫使你知道,在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,迫使你承认你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枉抛心力上。一些人可以不在乎这些,但另一些人却不能,他们继续投入心力去反思自己,推敲自己,打磨自己的作品,同时还要提醒自己,不要在意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。

那年我读完了理查德·耶茨的《复活节游行》,心中一片怃然,便想着如孙仲旭这般认真之人,译这部小说,会不会耗损到精力以外的东西。耶茨以不到十万字篇幅,覆盖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人生,直把她写进坟墓。艾米莉的悲剧从父母离婚开始,然后,像一个二战后的新青年一样接受了女性解放的信条,蔑视礼数和责任感,不肯受婚姻束缚,她不停地接受新的艳遇,更换男伴,直到再也折腾不动。生活给她留下的很多记忆,晚年,看到物是人非的街道,还能辨认出某年被张三、某年被李四搭讪过的地方。只是,记忆的丰饶并没给她带来此生无悔的感触,因为这些记忆都是相似的,令她厌倦。

耶茨写的悲剧是终极性的,求破而无解,不过读小说的人,能从艾米莉的故事里记起成长的感觉,回忆情感上的体验如何标记我们的人生,指引我们成为我们自己,在成熟的岁月中有所作为。小说是一面镜子,但它会埋掉铸镜之人的一大块,甚至是全部的内心,偏还有孙仲旭这样的译者,去蹑随耶茨的心灵走了这创痕累累的一遭。当“人生无意义”这一痛苦的真相被悍然揭开,锋锐所至,真不是伍迪·艾伦的几句俏皮话就能抵挡住的。

无解。我们的抑郁来自无解,而我们的幸运则缘于这无解的平等,纵有后发先至,早出晚归的变数,毕竟还是平等的。像米兰·昆德拉这种极度聪明的作家,会揭破这真相后要求我们跟他一同庆祝,新近的那本《庆祝无意义》说的就是这一点;然而孙仲旭喜欢的作家,如奥威尔和塞林格,却都是清醒地拒绝真相,或至少在抵临真相前,还要挣扎着做一点什么的人。到了耶茨这里,抑郁便如肤色一样,想遮都遮不住了。一个认真的译者,他能仅仅译书,而免于一场昏天黑地的心灵洗礼么?

也许,互联网生活让这种无意义感提前到来了,早在我们的身躯萎缩、肉体的痛苦日渐堆积之前,人歌人哭,人笑人骂,悲恸欲绝与漠不关己,各种情绪的同时存在让我们早早地一头撞入了虚无。它惩罚那些认真的人,那些常常“在乎”的人,以及那些总是被人言可畏、人心惟危惊到的人,他们总是过于脆弱,动辄觉得,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是为自己准备的时代。我不知道,抑郁症因为互联网的扁平而被放大,还是互联网几乎让一切信息一览无遗的扁平属性,刺激了抑郁症的频发。想来孙仲旭在走前,一定也想到过,除被追尊为“翻译家”外,自己还会成为讨论精神疾病时一个冷冰冰的病例。

也许,唯有这件事他不在乎吧。

托马斯·曼在《魔山》中说:“当我们初次来到一个新地方,时间有一个年轻的特性,也就是说,有着宽阔、广泛、流动的特性,这些特性可持续6—8天之久。然后,某人渐渐‘熟悉了那个地方’,就会感觉时间在逐步收缩。”孙仲旭不久前也刚从非洲归来——我们都要通过旅行来保持时间的青春,或许,在回到熟悉的地方之后,时间的顿然提速让他猝不及防。于我,时间的意义也改变了:我第一次觉得,在我缅怀一个人的时候,我自己的一部分也被他带走了。

还有儿子。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就有儿子。他曾写过与儿子沉甸甸的对话,关于“你不要抛下我”。生存在这个连“晒娃”都能被人嘲笑一时的互联网世纪,孙仲旭们会有什么感想?认真的人,谁不是带着划痕累累的心,扭身投回到尚且真实的生活之中呢?当我们都到了不会为看到第二天的阳光而雀跃的年纪,我们便会理解耶胡达·阿米亥这首诗的意思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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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儿,当学校离开你,

你无依无恃时

当你看到生活被撕掉

边角,世界

关节松散时,就重新回到我这里:

我仍是个

制造迷惑和平静的大行家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行家。所以孙仲旭兄,我送你。

(原标题:《送一个认真的人》)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【关于逝者孙仲旭】

孙仲旭(Luke),1973年生,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,2014年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,业余从事文学翻译,已出版译作《一九八四·动物农场》、《门萨的娼妓》、《有人喜欢冷冰冰》、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塞林格传》、《梦想家彼得》等31种(包括再版版本)。

在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中文译本中,除了首位译者施咸荣翻译的版本之外,译林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的由孙仲旭翻译的版本最受关注,迄今已售出近10万册。

据2014年8月29日微博及朋友圈消息:孙仲旭因抑郁症去世,正如他曾在译作《月光》中所言:“我可以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,像极了在睡觉,想象自己在酣睡……”。这是青年译者所能抵达的最后安然,他留给我们的是无以名状的哀伤。

此时此刻,《大家》专栏作者纷纷痛心纪念——

@:孙仲旭老师可敬之处在于坚持自己的兴趣,他是个有所爱的人,但对于“生”的热爱并不足以让他摆脱抑郁的阴影。他的自杀,让人震惊,也让人有些悲哀地看待自己。

@:年仅41岁的青年译者孙仲旭先生去世,虽与孙先生素未谋面。他的作品都甚为喜爱,年轻译者中最得老一辈译者为人行文之风骨,悼念!

@:孙仲旭老师过世,翻出与他的邮件看了看,其中写道:“我也无甚高论,至少我们可以尽量让自己写得好一点,避免一些陈词滥调。”悼。

@:@孙仲旭:与恶龙缠斗过久,自身亦成为恶龙;凝视深渊过久,深渊将回以凝视。——尼采

@:每逢有同龄人去世,心中激起的涟漪总是: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,连相与始终都做不到。你们离场,你们插队。这世间的美好,于我而言,越来越少。

(孙仲旭译作一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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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编:代金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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